3章 关东之殇（三）

“北君，你认为日本的……阶级觉悟到底是如何的缺乏？”西园寺问这个话的时候语气很不自然，日语中既不缺乏阶级这个名词，更不缺乏觉悟这个词汇，问题是把这两个词组合起来就显得颇为怪异。

北一辉立刻答道：“任何日本人的利益都是和日本这个国家息息相关。这个国家的利益则是整个日本的利益。而阶级利益则是对现有利益的分配。每个阶级都希望在整体利益中分到更大的一部分。然而想得到更多利益，就必须扩大整个日本的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在下认为日本当下的制度并不合理。”

人民党从不在阶级利益上藏着掖着。陈克对资本主义的谎言极为厌恶，特别是他生活的时代中，金融资本更是撒下一个又一个弥天大谎，让陈克对资本主义的嘴脸看得更加清楚。无论开出多少支票，或者在数字后面增加多少零，没有人种地收割的话，地里面绝对不会长出米饭馒头。没人抬轿，轿子也绝对不会自己行走。

所有金融都建立在实物生产的基础之上，所有利润都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这简单直白的阐述，就足以打破资本家的谎言。让生产力发展格外清晰的凸显出来。加上近期人民党在财产与资本方面的宣传，更让北一辉对于日本的理解深刻了不少。

资本家拥有资本，却不等于资本家就是有钱人，很多资本家干脆负债累累。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通过“惊险的一跳”，从商品变成货币之后，资本家才有了盈利。为了扩大市场，掠夺货币，殖民者们在全世界抢掠了几百年。北一辉认为中国现在走的发展生产力，从内部挖掘潜力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选择的正确道路。

原本北一辉认为革命就是干掉日本顶层一小撮坏人，在认识到了以资本拥有权为划分的阶级理论后，北一辉反倒害怕起社会主义革命来。因为他想干掉的是“窃取了地位的坏人”，社会主义革命要干掉的是“资本家建立的体制”。北一辉并不认为包括中小资本拥有者是日本的敌人。所以他才冒着极大风险跑回来，试图说服日本的资产阶级能够有“阶级觉悟”。希望这些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国家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继而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日本。

听着北一辉用逻辑清晰的话阐述着“异端邪说”，其他三个日本上层人士根本没吭声。高桥是清完全能理解北一辉提出的经济理论，西园寺公望对于北一辉提出的议会制体系下的政治协商很有共鸣。至于陆军部的宇垣一成对于北一辉提出的国家上下一体的政治理念论比较赞赏。

三个人都赞成北一辉的某一部分理论，对于其它部分持完全反对的立场。三个人的共同之处则是完全反对北一辉提出的“阶级划分理论”。北一辉认为日本如果想达成进步，核心只能是资本所有者与无产阶级劳动者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协调。

好不容易听完了北一辉的叙述，宇垣一成起身说道：“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

西园寺公望本想说些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直接起身走人。

高桥是清对人民党经济发展颇感兴趣，他倒是就人民党经济发展与北一辉交谈起来。听了人民党实施土地国有制，每个人都分到土地，并且通过生产队方式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的细节。特别是那个三成农业实物税，以及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高桥是清就已经确定中国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可能照搬到日本来。

“北君，我想请问，你认为人民党核心的经济理念到底是什么？”高桥是清问道。

北一辉回答的很干脆，“我个人认为，人民党的核心经济理念是降低个人成为劳动者的成本。”

这概念不是北一辉的创造性理念，而是人民党党会上的讨论内容。劳动者作为中国统治阶级，而不是有产者与食利者作为中国统治阶级。那么降低一个人成为劳动者的成本，是人民党的核心经济思路。降低的办法很多，例如低廉的粮价，例如义务教育，例如各种社会服务体系，例如国家限制一个人只能拥有一套房子，但是却又能以各种方式让劳动者很容易得到房子的居住权。甚至为了扩大就业，人民党接受私营企业的存在。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降低一个人成为劳动者的成本而运行的。

如果在低廉的成本下，一个人还不愿意主动成为劳动者。人民党除了思想辅导以及就业辅导之外，甚至还有强制劳动的机构。中国家庭是欢喜雀跃的将二流子成员送进劳动机构的。相对于日本人求爷爷告奶奶尚且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中国的就业局面就未免显得好的过份。

即便对日本上层没有太多的幻想，北一辉仍旧尽量游说当下的日本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高桥阁下，我认为日本当下最缺乏的就是这点。在日本，劳动职业还是分三六九等的。在中国那里，他们正在致力于改变这种想法。即便在中国，人民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消灭资本家。中国是通过反垄断，反地方保护主义，乃至政治上的反民粹主义，通过自由竞争的手段使得国有企业一步步占据优势地位。日本经济局面并不好，所以国家更有义务承担起责任来。通过国家降低成为劳动者成本的方式推进日本经济发展，进而推动整个日本政治的前进。”

高桥是清很欣赏这种政策，但是高桥是清很明白北一辉的建议根本没有在日本实现的可能性。送走了北一辉之后，高桥是清命仆人再次泡上茶，端着手感温润的骨瓷茶杯，他反思起北一辉说过的话，日本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够。

日本统治阶级或许对实现国家利益的觉悟不够，但是在保住自己现有利益方面绝对不能说“阶级觉悟不够”。在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掠夺利益，杀戮社会主义者这些方面，日本各个统制阶层空前一致。甚至表面上水火不容的海军立宪政党派与陆军皇道一统派，在这些事情上也只有程度的不同，而不存在立场的不同。双方的区别仅仅是立宪政党派希望限制与消除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影响。皇道一统派则知道无法限制与消除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干脆采取**消灭的高压政策。只要稍稍一涉及日本人民追求利益的事件，日本统治阶级就像是被火红的粗大烙铁插进菊花一样亢奋起来。

所以高桥是清很不理解，到底是谁让北一辉回日本的呢？

北一辉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迫害的自觉，离开了高桥是清那里之后，他并没有回住处，而是在东京开始逛街。

与几年前离开日本的时候相比，东京变化很大。木质结构的小房子在东京越来越多，街头的人也越来越多。北一辉把见到的日本人与他见到的中国人一比较，就能看出问题来。身高，体态，穿着，气色，中国人都比日本人看上去健康很多。日本毕竟是北一辉的故乡，熟悉的衣服与乡音，都让北一辉感到很舒服。只是在细节上，北一辉注意到中国的衣服与日本衣服在细节上的不同。

在中国城市中，补丁衣服极为常见。最近流行的劳动布衣服，打了补丁之后甚至根本不影响美观程度。中日双方在服饰上的最大不同在于缝边。日本的缝边大多数都是手缝，中国城市中已经是机器缝纫的。不仅仅是大城市，县城，甚至是几个村合并成的那种小镇，都不缺乏缝纫机店。缝纫收费非常便宜，除了国有的缝纫店之外，私营的缝纫店数量也很大。在工业化时间比较久的中国工业城市，成衣的销售比例越来越大。

采用缝纫机缝边，衣服边耐磨性大大增加。如果能够按时洗涤，衣物使用期限也会延长很多。唯一问题在于，缝纫机与肥皂的价格并不便宜。

逛了日本的几家杂货店，北一辉发现日本的肥皂价格是中国的最少四倍以上。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高级品“透明肥皂”，日本的销售价格甚至是中国销售价格的八倍之多。

这样的数据对比绝不能证明日本的国力是中国的五倍，这只能证明日本的生活成本比中国高出去好几倍。